新时期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新特点

（本文载于《宣传动态》与中宣部《宣传信息》1991年第20期）

“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威胁的实际情况，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这一号召能否落实，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至关重要。我们应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这一思想，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一、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当今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形式

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在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来的。这一崭新制度从它建立那天起，就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武装围剿和进攻。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便是在这种反动的武装围剿和进攻中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但是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国际反动势力的这种斗争形式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把主要矛头指向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下，打败了德国的进攻，并解放了东欧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

和平演变的战略首先是由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于1947年提出的，中心主张是“软化”苏联，使苏联早日建立“与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他的主张，得到美国当局的赞赏。杜鲁门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圣战”的主张，这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194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以后杜勒斯又提出“和平解放”的战略，并且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到了肯尼迪时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强调“必须立即动手……在裂缝中培养自由主义种子”，积极推行对苏联东欧的“新东方政策”，开始把和平演变战略付诸实施。到里根时期酉方发起了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召开“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制定了“促进在共产党政权下发展民主的办法”，开始发动“和平政治攻势”。布什政府更是抓住“历史性机会”，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且已经在东欧和苏联连连得手。

纵观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过程，可以着出他们所采用的手段，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利用经济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他们或者以“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靠拢，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或者利用贸易最惠国待遇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其在政治上让步。1981年12月13日，波兰由于全国性动乱经济被搞得焦头烂额，政府被迫宣布军管，团结工会骨干分子大多被捕。美国勃然大怒，当天就宣布对波兰实行“制裁”，其他西方国家相继效尤。波兰急需外援，千呼万吁，西方国家分文不借。1989年1月波兰决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4月，团结工会合法化。布什立即宣布给予波兰1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1975年美国宣布给予罗马尼亚最惠国待遇，以“鼓励罗马尼亚对莫斯科的独立性”，“扩大苏联集团的裂痕”。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国觉得罗马尼亚的“独立性”已变得微不足道了，于是于1988年2月26日，以罗马尼亚“不搞改革”和“违反人权”为由，宣布从当年7月3日起终止给罗马尼亚最惠国待遇。苏联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今年5月派代表团去美国求援，提出5年内需要西方提供1500—2500亿美元援助的要求，美国迟迟不表态。尼克松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了真情：“美国关键的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援助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西方过早提供经济援助不会促进苏联政治和经济改革，因为反动力量尽管即将完蛋，但他们并未被打倒和驱除，他们会利用西方的援助来保存共产主义制度”。尼克松认为，只有对戈尔巴乔夫继续施加压力，“才能使他接受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苏联人如果想得到西方巨额援助，就必须洗心革面，同过去决裂，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最近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请西方为苏联“输氧”，估计西方已经看到了红旗落地，多少会施舍一点的。

二是利用新闻媒介搞攻心战。西方反动势力，十分重视宣传的作用，他们认为：“在宣传上花1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元”，“安装新的发射机和设备对东方进行广播，要比设置导弹更为重要”，尼克松宣称：“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因此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利用新闻传播媒介，尤其是广播电台；造谣惑众，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宣传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渲染和夸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攻击社会主义“失败”、“破产”，极力宣扬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企图“在瓦解人心的基础上争取人心”，为和平演变开道。他们在这方面很舍得花本钱，里根政府从1983年起拨款1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台广播网。据美国一家报纸1981年7月19日提供的数字，光“美国之音”那时就“拥有8000万至少每周收听一次的听众”。他们一听到社会主义国家哪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就把触角伸向哪里，电台增派记者，增加播音时间，竭力鼓噪，推波助澜，扩大事态，力图混水摸鱼，以乱促变。中国1989年北京动乱期间，西方电台的造谣攻势，是我们都经历过的。1989年8月，苏联波罗的海沿岸3国出现了动乱，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游行示威，要求脱离苏联。这时，西方电台又大显身手，它们在俄语节目中散布民族仇恨，为分裂分子提供分裂“依据”，甚至煽动搞武装斗争。这3个加盟共和国现在脱离了苏联，应该说西方电台是立了“大功”的。

三是利用“维护人权”作旗号，以“人权卫士”自居，把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狭隘的人权观念强加于人，无视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卡特当总统时，正式提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号；里根上台后，在加强军事、经济实力的同时，更加起劲地推行“人权外交”，并把它和政治渗透与颠覆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公开利用“人权”问题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他们向我们提出释放刑事犯魏京生；最近英国首相梅杰来访，又提出释放动乱中残害解放军、搞暴乱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们还给苏联的萨哈罗夫、波兰的瓦文萨、破坏西藏和平的达赖喇嘛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一系列行径的真正目的，正如美国学者劳伦德·肖普所说：“人权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政见者”，扶持反对派势力，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四是利用人员往来，播散“自由的种子”，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西方反动势力逐步认识到，光靠“美国之音”的广播是难以进行和平演变的。因而不断“以接触促演变”。肯尼迪主张，“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层懈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尼克松说这种接触，可以扩大到与社会主义一般人员的接触，以“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入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结出和平演变之果。”近些年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搞改革开放，东西方之间的人员往来大量增加。一般来说，这些往来和接触是必要的，但西方反共势力一天也没忘记用其为“和平演变”服务，而且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大好时机”。美国把这方面的工作重点放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身上，认为他们是未来的各级领导人，“明日之星”。北京动乱平息后，美国率先对我实行“制裁”，官员互访中断，两国关系急剧降温。但怕我召回在美留学的4万多名留学生，失去“一批数量可观的美国价值观念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布什急忙发布行政命令，允许延长中国留学生的居留期限；当时美国取消了许多同中国的合作项目，但有一个项目，无论如何也不愿中止，那就是美国每年向中国派遣20多名专家、学者到中国来讲学，每年要花100万美元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的“富布赖特计划。”其原因在于执行富布赖特计划的教授们在宣传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带着宣传美国民主的小册子，在北京的学生中广为散发。“教授们结束任期离开后，他们的影响将永远留在中国，并且会继续深人到他们的学生中。”

五是利用宗教势力进行渗透，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阵地。在东欧演变过程中，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1989年6月，波兰进行所谓“自由选举”时，波兰教会一再呼吁教徒投团结工会的票。在波兰天主教徒占全国居民的90％，瓦文萨直言不讳的说：“没有教会的支持，就没有团结工会的存在，也不可能有大选的胜利”。国际反动势力很重视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一直强调要利用共产党员国家里“幸存下来”的教会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他们千方百计密切与世界天主教中枢——梵蒂冈的关系，大力加强东欧的神职机构，但拒绝从政府建立的神甫协会的成员中任命主教。现在东欧国家的主教都是不与共产党政府合作者，在东欧国家演变中，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目前南朝鲜的反动势力，对我延边地区进行宗教渗透相当严重，有个人一次就从南朝鲜带回300部“圣经”，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密切加以关注。

六是通过各种隐蔽渠道大搞“秘密活动”，打进来，拉出去。美国大力整顿和加强情报组织。据透露中央情报局的预算每年以11％的比例增加，超过军费增长速度。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中，不再偷偷摸摸地派遣间谍，而是装扮成“旅游者”、“新闻记者”，甚至是常驻使馆的“外交家”，大摇大摆地从事活动；他们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侨民、流亡组织以及留学生和“持不同政见者”中招募人员，对社会主义国家常驻西方或临时派到西方办事的人员进行策反，为其收集情报、窥测方向、策划和支持动乱，为其“和平政治攻势”服务。1981年波兰全国混乱时，西方派到这里的记者多达l000多人，波兰很快发现其中至少有100多人的所作所为与记者工作不符。我国1989年两“乱”期间，海外敌特机关也甚为活跃，大肆搜集情报，制造和传播谣言，为动乱火上浇油。

总之，国际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全方位的，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渗透，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警惕。

二、全面认识我国反和平演变的形势，坚定信心，努力消除“和平演变”的土壤和条件。

从目前来看，西方反动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和苏联连连得手，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被演变过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处于急剧演变之中。

“8．19”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即拘捕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要苏联内阁辞职，解除了帕夫洛夫苏联总理职务，组成了以俄联邦总理为首的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宣布一旦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两人中有一人陷入无法下达命令的境地，另一个人就立即接过他的权力和职责。叶利钦则发布了一系列瓦解、迫害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命令。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他们自己决定”。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暂时中止苏共在苏全境的活动。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已处于非法地位，并遭到迫害。到目前为止，已有11个加盟共和国独立，联盟正在迅速解体，俄罗斯联邦已经把苏联的国旗改为沙俄帝国时的旗帜，十月革命的圣地列宁格勒已改名为圣彼得堡，资本主义正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全面复辟。

国际反动势力在东欧、苏联得手之后，必然把矛头集中指向我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立足国内，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经济发展，信念坚定，政通人和，固本强基，不管国际敌对势力如何强大，也奈何不了我们。

东欧、苏联变了，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东欧、苏联的剧变，确实给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带来了困难，但决不能说我们必然也得变，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同苏联、东欧国家，同苏联、东欧的党有许多不同之处，尤其是近30多年来更有许多根本的不同。我们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制度不同，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以及党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方针不同。特别是近些年，在许多重大理论原则和重大实践问题的处理上，与苏联有着截然不同之处。在建设社会主义路线方面，苏联一直坚持高度中央集权的以计划管理为特征的建设路子，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纷道路曾为苏联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功勋，使苏联只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就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依然固守这一模式，使生产难以更快发展，商品经常短缺，引起群众不满。到了戈，走不出这个怪圈，竟背叛马列主义，向私有化寻找出路。我国开始学习苏联，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曾受益匪浅，但到50年代后期，我们便开始察觉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开始走自己的路，明确了农、轻、重的发展顺序和投资比例。以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始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生产得到发展，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在处理党自身历史问题上，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党的历史，损害了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给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口实，造就了自由化的社会基础与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而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则给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既纠正了党自身的失误，又没有损伤党自身的形象，进而提高了党的威信，增进了党的团结。在对待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态度方面，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就否定阶级斗争，提出“和平过渡”的观点，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其后的30余年里，也从未提出过反和平演变的纲领，容忍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育。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恰恰迎合了美国和平演变的需要，导致苏共意识形态战线大清退，创造了“和平演变”的内因条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和平演变问题上，始终是清醒的、坚定的。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后，毛泽东同志就提醒全党提高对西方和平演变的警惕，并强调要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到60年代，毛泽东同志更鲜明地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反修防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一系列理论和措施，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还是基于反修防变的战略意图。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此，从1979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四次大的斗争。79年针对理论务虚会上一些人借拨乱反正之机，企图全面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1983年，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斗争；1986年学潮后，胡耀邦同志因反对自由化不利而辞职；1989年平息了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并免去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持纵容态度的总书记赵紫阳的一切职务。这四次大的斗争充分证明了我们反和平演变的坚决态度和决心。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从确立到现在，一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不懈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人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是我们能够在和平演变强大攻势下，始终保持国内稳定、经济发展、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

当然，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也不回避国内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已成为和平演变的思想基础和内应力量，构成了和平演变的土壤和条件。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这几年确实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但一些人的思想深处，深层次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党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主流是好的，但由于前几年缺乏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加上党的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工作发生失误，造成思想设防不够，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力，导致出现了西方化思潮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而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市场。目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远未肃清。

（2）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政治势力已经被击溃。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投降，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还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悔改之心，有的在等待、观望，甚至还去搞串联。极个别单位对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无多大举动，有的单位还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香，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不臭，是非不清的现象。还有的人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安定团结对立，与搞经济建设对立，等等。我们认为，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进行到底，真正的安定团结就不会到来；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进行到底，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公有制就会受到影响。可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经济建设、安定团结是—致的、不可分割的。

（3）在经济领域反和平演变斗争怎么开展、需要确定一些什么政策界限等问题，还应深人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在公有制经济形式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怎样才能既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补充”作用，又能有效限制其消极作用？应该说，我们在大政方针上解决了，但具体政策上还要继续探索和解决。解决些问题，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改革观，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改革，绝不能步人和平演变图谋给我们设计的怪圈。只有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们的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打破这个怪圈。

（4）党的建设问题。应该看到，目前在党内还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既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攻击我们提供口实。腐败就是演变，因此，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要。此外，党内存在的消极麻痹的心理状态一定要解决。苏联原有2000万党员，现在退党的有420万人，剩下的1500多万人松散而没有战斗力，成为“松散的俱乐部”。退党的420万人中，有2—3％加人了别的党组织，90％什么也没加入。这既反映了他们还在观望，也反映了苏共长期存在的消极麻痹的心理状态。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重点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重点也在党内，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办法消除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消极麻痹的心理状态，加强党的建设。

这样几种因素，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消除“和平演变”的土壤和条件，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三、制定并实行反和平演变的总战略，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我党在长期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积累了比较宝贵的经验。比如，我们始终坚持辩证统一的思想，既反“左”又反右；始终立足于国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持正面建设；采取坚决、果断、彻底的态度等等。对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必须坚持，在此基础上，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制定出一整套大的系统的立体战略，坚持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当然，党的基本路线已经内在包含着强有力的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我们首先要深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这本身就是对酉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的有力回击。这里只是强调几个突出的问题。

（1）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确立起反和平演变的舰基础。《讲话》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这也是我们反和平演变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能丢，丢了就等于丢了一切。如果说苏联、东欧的演变有几步曲的话，第一步就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丢掉了指导思想。苏联的健康力量之所以没有起来，也就是在于没有形成自己的强有力的纲领和系统的理论观点，因而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怎能凝聚大家，把人们统一起来，调动规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有十二条原则，有江泽民同志建党70周年。建国40周年的讲话，这些都构成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系统的理论和政策。这些跳和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在今后从事经济建设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要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当前，必须在册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多党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议会制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反对经济私有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

（2）紧紧抓住经济映这个中心，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奠定反和平演变的物质基础。

美国之所以能够到处充当“国际宪兵”，无非是凭借暂时处于优势地位的经济力量；美国为首的七国首脑之所以盛气凌人，肆无忌惮，就在于他们有经济实力作后盾。能否把经济搞上去，从长远看，关系到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成败。

目前，我国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这有其历史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固然有它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但即使西方人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是靠掠夺、靠侵略、靠压榨许多国家劳动人民的血汗积累起来的。只是《马关条约》，中国给日本的赔款就达2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人。就是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的经济贸易往来都是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不合理的贸易差每年大致相当于l000亿美元。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欠债l000亿美元，1988年上升到13200亿美元，1988年发展中国家借新债923亿美元，而还债支付的款项高达1424亿美元。借新债还旧债越惜越多，越还越多。

现在常有人提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除却自然条件等内部因素，亚洲“四小龙”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抓住了历史给予的机遇。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是港口城市国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香港是中国外贸进出口港，是靠大陆供给的“养分”发展起来的；台湾和南朝鲜则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对付我们而扶植起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因此，要正确看待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距，正确看待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必须了解历史。实际上，现在有些外国学者和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社会主义分三个阶段的话，头两个阶段的发展，他们不得不交口称赞：一是医治战争创伤和经济恢复；二是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两个阶段速度之快，举世公认。小平同志早就给我们提出战略指导思想，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他说“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认识到自己错了。”所以关键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3）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强化战胜和平演变图谋的思想基础。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积极、正确的部形态必定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必定维护和促进稳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必定起到积极的社会引导作用。

1989年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认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存在，还在激烈严重地进行着，说到底还是没有认识到这种阶级斗争与政权的关系，因而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主动战和进攻战。尼克松提出的同社会主义较量的六大关键性能力，第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布热律斯基也说，使共产党失去对广大宣传媒介的垄断权，对破坏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世界推进其和平演变战略大致可以分这样三步曲，即攻心、夺权和搞私有化。这三步曲的第一步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以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主战场。因此，我们必须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美国为适应加紧对苏联、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不惜资金，不惜人力，一切服从于它演变的需要。除“美国之音”外，又拨专款建立了“自由欧洲”和“自由之声”两个电台。每周播音1097个小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舆论控制和宣传。

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增强阵地意识，努力把社会主义教育、文化、新闻出版事业建设好，真正贯彻落实好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有效抵御和平演变。

（4）努力建设一个安定团结、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提供一个反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我们这样的大国，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就会一事无成；如果国家大乱，就会为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图谋创造条件。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的稳定措施，如对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战略。第三世界同我国的友谊牢不可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6）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避免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

恩格斯在他的晚年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紧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西方舆论在评论苏联“8．19”事件失败的原因时指出：①苏共已是“多党制的混合体，不像过去那样铁板一块”，在思想路线、改革方向、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上均有重大分歧，已形成不同的政治派系和力量。②“政变领导人是被救国政治热情鼓舞起来的一些人”，缺乏组织性和坚定性。特别是他们没有及时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些人控制起来，“还允许他们通过电话求得外国声援”，甚至“允许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组织反对派力量”，使他成为“反对政变的大本营”。连西方舆论都这样说，就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了。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演变都是党内自己产生了问题，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把党的建设抓好。

应该看到，我国在反和平演变问题上有经验，但也并不是没有教训，归结为一点，就是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没有一贯到底，时有时无，时紧时松，相反西方国家却抓得很紧。在1989年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东欧剧变之后，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马上就提出一个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拉拢苏联，援助越南，统一朝鲜，集中力量孤立中国。美国准备给越南50亿美元的援助，声称要在几年之内使越南的经济超过广东。另外还想采取种种手段促使朝鲜统一，其战略核心是拿下中国的周边国家，孤立中国，最后予以吃掉。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而且要拿出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以彻底粉碎其和平演变的图谋。

我们并不回避，目前社会主义确实处于低潮。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思潮、科学的理论，迄今经历了两次大的低潮，也就是19世纪末和20纪末这两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时期，并且社会主义内出现了修正主义（第二国际），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20世纪末的低潮应该说起于60年代，国际上刮起反共风，各国共产党内接连出现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潮，这为今天的苏联、东欧剧变提供了思想基础。可见，路主义低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从整个力量对比来看，如果只就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因素来比较，我们是明显失利的，是处于低潮。但我们历来坚持把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三世界占世界的绝大多数，虽然贫困，但都有自己的主权、独立的尊严。第三世界各国是支持我们的，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国在第三世界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我国还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何况，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重重，美、日、欧等国家处于尖锐的相互排斥和争夺的斗争之中。因此，从总的世界格局看，不能只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须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全面把握，哪些是对我们有利的，哪些是可以利用的，哪些是敌对的。